中新网北京10月14日电 由北京作家协会、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十月》杂志社、十月文学院联合举办的“第三届北京文学高峰论坛：改革开放40年——北京文学的变化与发展”主题论坛活动日前在北京举行。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党组成员阎晶明，北京出版集团总经理曲仲，著名文学评论家梁鸿鹰、李朝全、张守仁、李林荣、刘大先、张莉、岳雯，著名作家徐剑、长江、宁肯、周晓枫、徐则臣、石一枫、文珍以及北京作协副主席王升山、《北京文学》社长兼执行主编杨晓升、《十月》主编陈东捷等出席论坛。

论坛回顾了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的北京文学成就，就改革开放四十年北京文学的变化发展主题，从“回顾改革开放40年的北京文学成就”、“改革开放40年北京文学现实主义创作传统的回顾与思考”、“改革开放与北京文学中的典型人物”、“新时代、新北京、新写作”四个方面分别深入探讨。此次论坛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总编辑韩敬群主持。

北京是当代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也是当代文学重镇。改革开放40年来，北京先后涌现出了王蒙、汪曾祺、林斤澜、刘绍棠、张洁、霍达、凌力、张承志、陈建功、史铁生、刘恒、曹文轩、叶广芩、宁肯、徐则臣、石一枫等一大批文坛著名作家。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阎晶明在致辞中充分肯定了北京文学在改革开放40年来的文学成就，尤其在对社会和现实的敏锐反应和宽广视野以及对中国当代文学引领上的突出作用。还对未来中国文学的发展寄予热切的期望，他说，“中国文学在繁荣发展的大格局中，亟待出现大作品，出现可以全景式展现一个时代的生活画卷，反映一个时代的发展趋势，书写一个时代人们的情感、观念变迁的大作品。但大作品并不是题材越大越好，关键是小中能不能见大，大中能不能保持鲜活。源于生活本身就很难做到，高于生活更难做好。如何实现，如何突破，这是我们共同的责任，需要我们在理论上深入思考，更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地去做出精彩回答。”

原《十月》副主编、著名评论家、编辑家张守仁表示，“改革开放以来，北京迎来了文学繁荣的局面，个人认为汪曾褀是很有代表性的作家，他的《受戒》等作品与曹禺的《雷雨》《北京人》，老舍的《茶馆》《骆驼祥子》一起记在北京文学的史册。他写平凡人物的日常生活，他的笔端带着温暖，把人物关系处理的很温情、清淡、自然，避开喧嚣和烦恼，生活气息很浓，有很深的文化意韵。他写凡人小事、乡情民俗，集中体现了民间底层的人心、人情、人道，这些都是文学场中的主要源泉。他的作品具有持久的艺术价值，我认为是北京文学的一个高峰。”

《北京文学》社长兼执行主编杨晓升在讨论中提出了自己的问题和思考，他认为“回顾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的文学成就，不仅仅要看到成绩，也要看到当下北京地区文学创作存在的不足。如根据最近北京本土文学创作人才的调研结果，就中短篇小说创作而言，北京本土原创文学创作队伍存在一定程度的青黄不接，创作人才结构不够合理，创作资源也没有得到充分开发。另一个问题，我们现在提京味文学，与现在北京作为国际大都市的北京状态没有契合。当下作品还没有正面地或者深刻地反映北京作为世界级的国际大都市的生活，这是值得我们思考和面对的现实问题。”

中国作协创研部副主任、评论家李朝全表示，“北京文学是与大时代同行、与改革开放同行的一种文学。它具有变革和创新性，每个阶段都有代表性作家、标杆性的作品崛起。它具有开放性与包容性，各种体裁门类，各种写作形式都取得丰收，北京地域特征、地域特色、地域文化得到了彰显。我认为最难能可贵的是北京文学改革开放40年最大的成就是回到文学本身，文学的回归，回到人学。”他还特别提到了北京作家群体梯队很突出。从30年代出生的张洁、王蒙，一直到70后、80后的徐则臣、石一枫、张悦然等等，一大批作家让人们看到北京文学充满生机和无限活力，北京文学高峰的到来非常值得期待。

北京作协副主席、秘书长王升山谈到，北京文学具有很强的包容性，这里不仅有北京本地人对北京人情风俗持之以恒的书写，也有很多作家离开原来的故土，来到北京开始重新书写，以他者的眼光给北京带来不同纬度的视野。

人是时代与社会的载体，北京文学中曾涌现出许多典型人物形象，如《骆驼祥子》中的祥子、《茶馆》中的王利发、《如意》中的金绮纹，这些都离不开老舍、刘心武等老一辈作家的努力。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刘恒、叶广芩、王朔、徐则臣、石一枫等新一代作家的成长和发展，北京文学中逐渐出现了更多新的典型人物形象。

青年评论家刘大先表示，“文学典型形象对于任何一个文学史的书写来讲，是靠各种人物形象串起来的。我认为真正意义上文学典型的心智有三个类型，第一种类型是由王朔的“顽主”型。第二种是厚重传承积累类型，如叶广芩以《采桑子》为代表的一系列中篇小说组成的大宅门里面的人物。第三种是新世纪以来所谓的异乡人，如刘庆邦的《红煤》宋长玉等。在穿透日常的迷雾，接榫社会问题的过程中，形成新人的典型形象，在形象中透视出时代的内涵与精神、未来的走向与趋势。”

青年作家石一枫点出了文学典型的定义——一定是贯入作家的理想和价值观，贯入一种世界观，这样的文学人物才带有整体性，才具有启示性的意义。他谈到，“我们在今天北京这样一个话语环境、文学环境下写人物，如何写出属于北京的、属于今天中国的、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冉阿让，我觉得是很高的挑战。最后总结来说，对北京文学我有一个感觉，像老舍先生这种北京标杆性的作家，之所以比较伟大，我们说他是伟大的作家，肯定不是因为他写出了小羊圈胡同，我觉得他还是写出了《四世同堂》《骆驼祥子》这样的作品，他关注这个国家最关注和迫切痛感的问题，从这个角度来说北京文学、北京人物，我们同时要看到它是中国的文学和中国的人物。”(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