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子柒“美到极致”,张同学“土得掉渣”,中国农民最优秀的品质却是……

2022-01-12 12:40:39     来源:瞭望智库(zhczyj)  作者:李亚飞
“我想为乡村写史,为农民立传,给农民留下一部影像史记。”当着众乡亲们,焦波说。不远处,是焦波在村里荒山上承包开发的一片梯田,他将那里比作“古罗马的大剧院”,可以“踩在土地上,谈论土地上的故事”。农民是优秀的乡村文化传承主体。他们身上那种坚韧、坚持、坚毅、坚强,始终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当今中国乡村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冲击与裂变,消亡与重构。这种前所未有不仅体现在数量的增减、形态的变迁,更体现在故事的流转。

前有李子柒的美到极致,后有张同学土得掉渣,拍摄的都是农村。农村人看了怀旧,城里人看了新奇。

抛开镜头中的农村是否真实等争议,两人都在以自己最熟悉最擅长的方式记录农村。

农民在土地里种植庄稼,世人可在土地里种植故事,记录农村家史、家族史、村落史。著名摄影家、纪录片导演焦波就是其中典型代表。

与所有出生在上世纪50年代的中国人一样,他有着深厚的农村情结、家国情怀,从农民,到老师,再到媒体(宣传)人……一连串身份变化,在外人眼里颇具传奇色彩,然而在焦波看来,更多的是感受到个人命运始终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以及对生于斯长于斯这片土地的热爱。

不久前,筹集八年的“中国•淄博天津湾影像大集”在山东省淄博市博山区天津湾西村开集,这里是焦波的故乡。

整个村子变成了一个露天乡村博物馆,进了村,沿着路,远远可见一张长15米高10米的全村村民的全家福立在村口,照片中的村民们平和喜乐。村里斑驳的石头墙上也挂满了村民们的大幅照片。

这是焦波为村民拍摄的。

“我想为乡村写史,为农民立传,给农民留下一部影像史记。”当着众乡亲们,焦波说。不远处,是焦波在村里荒山上承包开发的一片梯田,他将那里比作“古罗马的大剧院”,可以“踩在土地上,谈论土地上的故事”。

乡村影像大集甫一结束,焦波接受了库叔专访。今天,我们来听听他的故事。

文 | 李亚飞 瞭望智库观察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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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长在红旗下,内心正直不浮夸


瞭望智库:你生于1950年代,属于伴随着新中国成长起来的一代人,这个时代给你和你的作品带来了什么?

焦波:很庆幸,我出生在那个年代,亲眼目睹见证诸多重大历史事件,像上山下乡、改革开放,等等。

一路走来,我也经历许多,上山下乡那会我回村务农,跟着父亲学木匠,之后被推荐上学,当上了人民教师,后来又当上了校长、教育局干部。

上世纪80年代初,我考上了淄博师专,进修两年进了《淄博日报》做摄影记者,从此走上了媒体(宣传)之路:从《淄博日报》摄影记者,到《人民日报》(海外版)摄影记者,再到国务院新闻办任图片库艺术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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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焦波

从小山村,到淄博,再到北京;从农民,到老师,再到媒体(宣传)人,叠加着时代变迁,个人阅历增加,思想也在不断进步。既有农民、文人身份的底层生活经验,又有对国家政策的学习领悟,对时代的敏锐感知,这些对我的创作影响很大——无论是拍照片,还是拍电影,讲述中国农民故事的时候,有文人情怀,也要有家国视野,兼具历史厚度与时代高度。

比如讲述一个小村庄的故事,村庄涉及方方面面,我会从大处着眼,小处入手,把一个人、一个事件放在历史进程、当下世界中来观察,选择三户人家,定三位主人公。从这些有代表性的人物身上,从他们的典型故事中,讲述一个村庄的故事。这些故事往往都会有中国的影子。

那个时代的人,从小长在红旗下,也一直对党对国家有着很坚定的信仰,思想价值观已经形成,很难改变。我本人也是有40多年党龄的老党员,深信只有内心正直的人,才能创作出向善向美的作品,对行业内外的一些跟风资本、取悦市场、浮夸炒作、疏离农民,甚至自黑讨好西方等不正之风很厌恶反对。

反倒是对于国家大事、时代风云,我觉得天然应该记录下来,不然就是失职,对不起党和人民,对不起所在时代。

我拍照最早可回溯至上世纪70年代中期。1978年改革开放春风拂遍神州的时候,我就用相机记录了各地学习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以及大包干的场景,这都是有价值的历史资料。

脱贫攻坚刚开始,我们团队就奔赴贵州、云南等地。在脱贫攻坚最艰难的地方之一——贵州大漆村,我们驻扎了300多天,拍摄出了体现村民走出大山、逐渐脱贫的纪录电影《出山记》。片子受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汪洋同志的鼓励。

没多久,我受邀拍摄了《进城记》。作为《出山记》的续集,《进城记》讲述了农民从大山搬迁到城市新区的故事。出山不易,进城更难,我们和进城的农民住在一个小区,整整“混”了两年。

有人会觉得我的作品为政府唱赞歌,太“正”了。我说,为政府唱赞歌有什么不好?对政府的功绩视而不见,是一个纪录片人的客观吗?我有自己的坚持。

我的纪录片,始终走中庸路线,拍摄的村庄必须不大不小,不穷不富;拍摄角度不俯不仰。

我始终不介入,客观中庸。但是我表达了我的价值取向了吗?肯定表达了,但不是偏激的态度。

像《乡村里的中国》,我拍了这个村庄一年四季的美,春花夏雨、秋风冬雪、节气更迭、黄昏黎明,是想让观众看到村庄还有留恋之处。村庄中的零碎矛盾、苦辣酸楚、婚丧嫁娶、生老病死也不回避,在片子中也有体现,这才是一个完整村庄。

过于偏激或平静都不是真实的,真正的农村生活是简单平淡中又温暖不凡。特别有冲击力、冰冷的东西,我不喜欢;特别燥热的、热得烫手的内容,我也不喜欢。我不喜欢高大全,也不喜欢脏乱差。

我姶终在控制情绪,保持中庸,这也是一种力量。如果拍得非常偏激,是能给人感官上的刺激,但那不具普遍性。

当前乡村的问题很多,但拍摄起来,剪辑成片,不能太沉重。我对农村、农民、土地、乡愁的理解是立体的,它们是淡淡温和的,是可亲可近的,是本真可爱的,是平实纯粹的,所以我的电影色温一直控制着,不浓不烈。


2、这个农民像思想家


瞭望智库:在你的十余部纪录片中,你印象最深或者说最让你心心念念的人物是谁,为什么?

焦波:片子中几乎每一位主角我都心有共灵,如果非得选一位的话,那就是《乡村里的中国》中的杜深忠。

一方面,我和他聊得最多,感慨最多;更重要的是,我觉得他身上有着极易被忽视的我国农民最优秀的品质,在时下的乡村振兴中,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他很有梦想。

上世纪50年代出生的杜深忠十七八岁就喜欢文学,开始写东西,当年的文学青年嘛。高中毕业后当了两年兵之后复员回家,就专注文学创作。后再到北京鲁迅文学院学习班,学了四届。一直到34岁结婚,十几年实际上完全在家里搞创作。

他读了大量的书,然后就是写作。那个年代,万千青年挤在文学道路上,模仿有成就作家们的作品,费心尽力地去创作,但除了凤毛麟角的几个之外,绝大多数就像杜深忠一样一事无成。

难能可贵的是,别人放弃了,杜深忠却一如既往,死死追求。他追求了40年,40年来一直想在文学创作上能够实现自己的理想,结果全是退稿,最后也不投了。现在也懒得写了,但是他在心里一直在想,一直没有放弃。他说焦老师,我现在60岁了,仍然没有放弃20岁的梦想,我不甘心。

他始终有一种饥渴。他每天都看电视,是村里唯一每天坚持看央视《新闻联播》的人。他还看历史、人文的节目,别的东西不看。

他喜欢乐器。他说,“焦老师,我七八岁的时候,第一次听到村头喇叭里播放的琵琶曲《春江花月夜》,就觉得这个琵琶声是圣乐,是天籁之音,我一定要拥有它。也知道我弹不好,但是想拥有它,这么多年来我一心念叨这个东西,五十多年没改变。

这是他对“美”的理解,他想要这份美,尽管这种美离他的生活那么远,甚至别人认为他是痴人说梦,绝对是实现不了的,但是他一直在坚持。我觉得这个人不得了。

这是在现实之外的一种精神上的追求,是很高层次的一种追求。他并不像别人那样,每年收多少果子,有点吃的就行了。他不甘心那样,一定还要在其他方面再有追求。

他身上有些缺点,在村里面显得有些另类,不被大多数人看好,但是他那份对梦想的执着代表对提高自身文化素质的渴望。

农民很勤恳,很节俭,生活过好了,如在精神方面又有很高的追求,那么素质一下就提高了。

乡村振兴很重要的一个方向,就是农民文化素质的提高。改善农民的生活条件可能容易一些,文化素质的提高不是朝夕可就。

在农村,“杜深忠们”可以更多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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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录片《乡村里的中国》中的杜深忠

很深刻。

杜深忠思想很深刻,看待社会、看待人包括自己,比一般人深刻。

他既有相当的文化底蕴,又有对现代社会的反思;既有高层次的理论,又能脚踏实地每天在那片土地上不断琢磨,在每一件在别人看来无所谓的事情上多了些思考的深刻。

跟他谈话,能发现他有很多地方和我们印象中的农民是不一样的,总是有超脱我们惯常对农民理解的地方。

村庄适宜种苹果树,但苹果价格忽高忽低,村民们往往收益难抵成本,撂荒的不少,也包括社深忠。

他说,我对土地一点感情也没有。像我这样的农民没有办法离开土地,得拼命地让孩子赶快考学出去。最后还不忘劝学儿子,“你要好好学习,不要认为我干一辈子一事无成,失败的教训比成功的经验还说明问题。”

字字句句都很深刻,很有力。

他对士地的感情非常复杂,很不喜欢这片土地,但当看到村里的土地、环境遭到破坏的时候,又有一种很痛的感觉。

我理解他,实际上他太喜欢那片士地了,太有感情了。

他对环境的破坏痛心疾首,说起来义愤填膺。村里几棵几百年树龄的大树被运到城里搞绿化,搞形象工程,他骂骂咧咧,强烈批评这种不正之风,“这是剜大腿上的肉贴到脸上”。

獾吃了他家里的玉米,他老婆说赶快把獾灭掉算了,他说不行.“獾是国家三类保护动物”。

他对于环境,对动物,是多么高的一种境界:要保护它,要保护这个村庄原生态的美,你说他对这片土地没感情吗?他是爱之深恨之切。

他把几十年来欲说难说的话,最真切的痛,通过我们的镜头完全表达出来了。在这片土地上,他经济上没啥大收获,很多梦想更是很遥远,如果不是遇到我们,他的很多故事鲜为人知。

杜深忠是一个值得肯定的人物,他敢于把这种话说出来,别的农民可能太木讷了,也许根本不会考虑喜欢不喜欢土地的问题。

放眼全国,这种农民有多少?太多太多,千千万万。哪个农民没有理想?年轻时有理想,现在有理想;走出去的有理想,留守村庄的也有理想。当然像杜深忠这么一直不放弃的,少之又少了。大多数碰壁了,就认了,生儿育女,腰弯了,背也驼了,脸色木讷,步履蹒跚,一辈子就这么过了。

类似杜深忠的,村里还有两位,我奉他们三人为“杓峪三贤”,有文化有思想有责任。

乡村振兴,既要塑形,更要铸魂,贤者完全可以发挥更大作用:带领村民见贤思齐、崇德向善,走出了一条以德治文化促发展的善治之路。


3、片尾打出一行字“向中国农民致敬”


瞭望智库:农民或者说乡村,在你的作品中承载了什么?

焦波:借用杜深忠提到的一个字,“美”。

有人说,“焦老师,您把乡村拍得太美了。”我说,在我的心中乡村就是美的,这种乡村还留着,我要把它拍出来让大家看看。绿树池塘荷花、小桥流水人家、粉墙黛瓦篱笆、蔬菜瓜果鸡鸭,春天有花,夏天有知了,还有鸟窝、蜜蜂、蝴蝶……我想把这个村庄四季、节气变化等很细微的变化拍出来,希望人们能记住乡村。

这种美更体现在文化层面:乡村的生活方式、生活态度、处事方法。

农村是熟人社会,农民属熟人圈,相互之间是永远打交道的,讲究一种相邻关系,人与人之间是简单相处的珍重。比如说家里什么都没有,我可以借别人的用,一家不能把钳子、螺丝刀等所有大大小小的工具都置办齐了,这东西可能不常用到,但需要的时候完全可以借过来。

不仅邻里互助,这种熟人社会、熟人圈对资源优化配置、矛盾的调和乃至应急的处理,都时时刻刻产生着影响。都言中国人故土难迁,这是重要原因之一。

也不用否认,农村确实有很多不和谐的东西,邻里争执、兄弟争吵等,我觉得这是很正常的,无论在乡村还是城市,这种纠纷是免不掉的,没必要粉饰,尤其是现在,乡村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与外界保持着互动沟通。农民虽然还生活在那片土地上,但和外面的交流一点不比城里差。

相对来说,他们的矛盾与城里的相比,有种可爱之处,直来直去,高兴了就哈哈大笑,恼了就吵一架,甚至动拳头打一架,然后就和好了,这是难能可贵的。

农民是优秀的乡村文化传承主体。他们身上那种坚韧、坚持、坚毅、坚强,始终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当前我国仍有5亿多农民,这是一个很庞大的群体。某种程度上,农民的事情做好了,乡村的事情做好了,中国的事情就做好了。

我是农民的儿子,身上流淌着农民的血,始终也没有离开乡村,一直心系着乡村,自诩也很了解农民。我也着保留农民的一些习惯,好的或者不好的,这是烙印在骨子里,改不了的。

我就想把农民这个群体塑造好,讲好他们的故事,为他们说话,为他们代言,这是我的心愿。

土地是可爱的!乡村是可爱的!中国农民是可爱的!于是,我们在《乡村里的中国》片尾深情地打上一行字:

谨以此片向中国农民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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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录片《乡村里的中国》结尾字幕

 

4、村里老太太对我说:“我们养活你”


瞭望智库:你的纪录片都是以乡村为题材,在《乡村里的中国》中得到最鲜明体现。《乡村里的中国》也被誉为第一部真正属于中国农民的纪录电影。你拍摄一个乡村里的中国,这显然不仅仅是一个题材选择的问题,是什么触动你拍摄一部关于中国乡村的片子?

焦波:这要追溯到我拍摄纪录片《俺爹俺娘》。

因为对父母的情感特别深,才有了从1974到2004年30年间我拍摄父母的日常,记录他们的点滴。他们是我的爹娘,更是普通中国农民中的一员,身上那股劲儿、那种品德,是中国农民天然所具备的。

人的生命有限,是留不住的。害怕失去,我让爹娘永远活在我的镜头里、图片中。

对爹娘有感情,也自然对乡村有感情,对农民有感情,对土地有感情,所以在拍摄我爹娘的时候,我也拍摄村里的乡亲父老。

1988年,我在《淄博日报》做记者,第一次拍摄图片故事,讲述一个叫上雀峪的严重缺水山村,村民多年来为了等水,每晚都抱着被子和水桶,睡在泉水边。

报道刊发后,在各方帮助下,村里终于打了水井,我又去拍了村民们咕咚咕咚喝水,围着水井笑逐颜开的画面,有个80多岁的老太太,颤颤巍巍走过来跟我道谢,“焦记者,等你退休了,我们养活你。”

她80多岁,我30多岁,谁养活谁啊?可话里那种淳朴、那种心意……她说的不是“你好,谢谢你”,而是“我们养活你”。

现在回忆起这个,依然想掉泪。

不断的创作实践中,我对乡村、农民、土地的感情越来越深。爹娘有一天会远去,但是爹娘的“爹娘”是中国乡村,一直都会在,是拍不完的。

爹娘不在后,我把拍摄视线从爹娘完全转移到了中国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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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焦波在指挥无人机拍摄

迄今为止,我所有作品都是在农村拍摄,主角都是农民,关于土地,叙述乡愁。

2012年元月,国家广电总局相关领导给我布置作业,支持我拍个片子,“找一个村庄,住上一年,拍一部真正属于中国农民的纪录电影。但有一个条件,必须在村里住上一年,一天都不能离开。”

当时我毫不犹豫就接了,我有农民身上的那股倔强劲。

首先要选择有代表性的拍摄地点,我在家乡淄博附近溜了一圈,有的村太过安静,有的太过城镇化,更多的不乡不城。最后,我找到了一个叫杓峪的村。

这个村子较为典型,在一个山坡上,三面环山,只有一条通往山外的道路,景色挺美,古老又封闭,但有一些大学生、一些打工村民和外面交往,不断地有外来的东西和它碰撞着。

实际上,这种题材正合我的口味。我是边远农村长大,并一直生活到近二十岁,进城以后当记者也经常跑农村。生于斯长于斯,关注农村,了解农村,在拍摄过程中我也能非常容易地融入到农民中去。

当然归根结底,骨子里有对农村的眷恋,农村的点点滴滴在我心头挥之不去,于是有了对农村的关注和探索,有了这些作品。

我的信念是为乡村立传,为农民立传,为中国农民写史记。这些年来,不拍任何别的题材,就踏踏实实拍自己所熟悉的乡村,在土地里种植故事。

《乡村里的中国》被称为第一部真正属于中国农民的纪录电影,是了解中国农村农民的最佳纪录片。

中国需要这一类作品,积少成多,形成系列,不就构成了中国农村发展史了。

迄今为止,我已经拍了15部乡村题材的纪录片,除了《俺爹俺娘》《乡村里的中国》《川流不息》《天津湾》《哑巴的正月》《五世同堂》,其余九部都是在记录脱贫攻坚。

至2035年还有13年,我会继续拍摄乡村振兴,始终扎土地上,有一天走不动了,就倒在土地上,那便是我的美好终结。


5、《乡村里的中国》有三条线


瞭望智库:《乡村里的中国》有三条线:张自恩的政治线、杜深忠的文化线、杜滨才的情感线。你是如何构建这三条线的?

焦波:当初构思片子的时候是按照这三条线来选择人物的,恰好又在村子里碰上他们三位,于是就有了以三条线之“小”,来见中国之“大”。

回过头看,片子中的政治、文化、情感三条线,在村子里都能得到一一对应的人物和事件,有着绝妙的搭配。

张自恩,是片子中最忙碌的人,典型的农村基层干部,正派刻苦、努力勤勉,但又总得不到理解,甚至被骂被威胁,苦恼烦闷,又不能不干。他未必是最优秀的村干部,但一定是最真实的。他有多爱民助民,就有多现实尴尬,这是千万农村基层干部的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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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纪录片《乡村里的中国》中的张自恩

杜深忠,片子中第一位出场的人物,普通农民,不满足于埋头种地、低头吃饭,有文化、有想法,有多种兴趣爱好,有更高的精神追求,这种既传统又现代的人物,具有展示的丰富性,对于农民与土地的关系、农民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矛盾等有着深入的思考。

杜滨才,白面书生,气质和整个农村有着特别大的反差,家庭特殊,自幼父亲有精神病、母亲改嫁。他心里装了不少事,对于家的情感是复杂的。家是他记忆中最遗憾最难过的回忆,带给他很多自卑,但他又很自强自立,一心向上,要走出村子,出人头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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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纪录片《乡村里的中国》中的杜滨才

大到一个村庄,小到每个村民,生产发展、日常生活等都离不开政治。没有政治线,片子就失去了导向,高度欠缺,内涵不够。这条线万万不能削弱。

文化始终是乡村重要的一面。乡村有一批像杜深忠的贤良,不满足于面朝黄土背朝天,春耕夏耘、秋收冬藏,有着精神方面的追求,弹弹琵琶,练练书法;有自己独立思考,对村中大事小情抒发想法。片子拍摄时,中央尚未提出精准扶贫,“杜深忠们”由此更显凤毛麟角。

情感线上,从《俺爹俺娘》开始,我始终带着情感拍摄乡村。如果没有情感,作品就只有骨头没有肉。片子中,杜滨才对父亲、对村庄的那种情感,非常矛盾复杂,也更容易打动人。实际上,代际摩擦、农二代与农一代的冲突,是个常见现象。

花开花谢、寒暑往来。

三条线在二十四节气中顺序交错出现,从春天到夏天,到秋天,再到冬天,还继续联系着,最终到春节的时候,每条线都有了自己的结局。

三条线与时代发展息息相关,时代的情感春秋就隐藏其中。三条线串联起农村基层治理空转、文化匮乏、家庭伦理面临冲击等农村基本现状,这也是我想表达的。

这些现状在全国也有一定代表性,即便在现在,依然是农村亟待解决的难题。

反过来讲,乡村振兴中,这三条线也可堪为能落实落细的重要抓手。抓住这三条线,就可以提纲挈领,繁中取胜。


6、村头外墙上写着,《乡村里的中国》拍摄地


瞭望智库:《乡村里的中国》上映已有八年,八年来,片子中的几位主角、村民、村庄发生了什么变化?

焦波:巧合的是,《乡村里的中国》上映至今已八年,与完成脱贫攻坚时间一致。八年了,这个村庄和村民,以及几位主角,都发生了很大变化。

村庄方面:农业农村部把村庄作为一个试点单位,不断地去调研,并给予扶持。目前,村庄已经成为省级旅游重点村了,道路拓宽了,环境绿化了,村容也面貌一新,神奇的是,连苹果价格也趋于稳定,不过山车了。

村民方面:杜深忠痴心不改对书法的追求,经常弹起自己心爱的琵琶。时不时有人请他去做报告;他的书法,也开始值钱了,有时候他也出去售卖;还有人请他去拍电影,但是台词没几句,名副其实的“群众演员”。也有一些来自全国各地的客人过去拜访他,想与其对话交流,当然也不乏“猎奇”者。

他曾幻想着有个新房子,不用很大,但要有个大窗户,太阳从外边射进来,照到书桌上,他在上面写书法、写文章,身后有一个大大的书架,里面摆满了书。这是他理想中的一种生活状态,现在房子已经盖起来了,但书桌还没备齐,还没装修,他拿我当朋友,我引其为知己,想帮他实现。

他还有个梦想,想请我给他找几个书法家帮他提高书法技艺,然后办一个书法展。我答应了,已经帮他找好人了,承诺让他至少在淄博搞一个书法展。

张自恩连任了书记,但属于险胜。他每天也是忙忙碌碌的,想着为村庄做事,对老百姓那种朴素的情感,也一直也没改变;同时,他依然很不易,还是“干了一年支部书记,就赚了一肚子酒”,那种辛苦无奈,让人心酸感慨。他一直想通过我为村里拉些项目,我也尽力整合资源为村里做些事。

杜滨才毕业去了省城的一家旅游公司当国际导游,有时候上韩国,有时又飞柬埔寨。有时,他打电话问我有时间吗,邀请我坐他们的飞机去韩国一趟。

村民很自豪地说《乡村里的中国》拍摄地在他们村,并在村外头外墙上写着:《乡村里的中国》拍摄地。

一部文艺作品能改变一个村庄。

与外界接触更多,得到很多,诱惑冲击会更多,我希望村庄继续保持那份真挚朴实、温良敦厚。

八年来,变化不仅发生在《乡村里的中国》中的村庄。

我走访全国不少地方发现,脱贫攻坚以后,农民的气质、村庄的面貌有了巨大变化,这是掩藏不住的。比如杜深忠之前一直抱怨“我不喜欢土地,我对土地一点感情没有”“这二亩贫瘠土地不养人”,现在真切感受到了脱贫攻坚后方方面面的巨大变化,也没那么抱怨了。


7、讲述农民故事也要有全球化视野


瞭望智库:其后几年,你陆续拍摄了《淘宝村》《出山记》《进城记》等,你将人物放置在更为宏阔的“世界”背景上,你想表达或者企及什么?

焦波:如你所言,比之《乡村里的中国》,这几部作品的背景被置于“世界”中了,更为宏阔。

乡村是农民的,也是全国人民的。乡村振兴也不仅是农民农村的事,需要城市倾心反哺。当前城乡交流互动、要素流动超出以往,讲述农民故事也要有更大视角,站在城乡融合发展的角度,要有全球化视野。

《淘宝村》是农民农村与“世界”虚拟意义上的链接。片子拍摄于2015年,全方位感知了中国乡村一日千里的变化,聚焦被互联网改变的村庄与村民,触摸中国农民生生不息、敢于创造未来的精神干劲。

给我感触最深的是,中国农民的爆发力,敢想敢做的精神。

我们拍摄的山东菏泽曹县(就是现在互联网上很火的曹县)丁楼村,属梁山地区,当地农民抓住了电子商务蓬勃发展的契机,刚开始的时候,做照相背景布,后来扩大业务,做儿童演出服,没想到,儿童演出服就火爆了。

敢想敢干,真的是一夜致富。

“丁楼村的故事”仍在发生和发展。在丁楼村等首批淘宝村的带动下,山东曹县与浙江义乌一并成为“超大型淘宝村集群”,电商带动全县20万人就业,全县2万余人脱贫。

全球独一无二乡村创业场景!

全国有多少这样的“丁楼村的故事”?有多少这样的单品冠军、隐形冠军村?它们链接着中国乃至世界,改变了自己的村庄,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如果现在不干的话,再过个几年,就彻底地告诫自己算了吧,这辈子也就这样了。”

这话出自《淘宝村》中一位山东农民之口,一位半辈子面朝黄土的妇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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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焦波团队在拍摄

《出山记》《进城记》是农民与“世界”物理意义上的链接。马克思说,一切人口现象都由经济发展决定。大规模的人口迁徙同样由经济发展所决定。

中国正在经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城镇化进程,其规模远远超过了全欧洲1820-1920年整整100年间的移民规模。

如今,中国城镇化率超过60%,2035年有望达到70%,这意味着未来尚有数亿农民进城。这是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变,是乡村文明向城市文明的跨越,是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的巨大变革,于农民而言,不啻于一场彻彻底底的“革命”,其中势必伴随着乡村与城市的冲突、身份能否得到认同的执着、在城是进是退的彷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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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焦波在农民家拍摄

在《进城记》中,老杨杨多晏是从大山里搬迁到遵义新蒲新区幸福社区的一户农民。搬迁之前,45岁的老杨在村里养羊为生;搬迁后,老杨一直无法适应城里生活,多次应聘失败后,直接把新家的钥匙扔在社区书记的办公桌上,嚷嚷着要回老家。

后来,社区帮助他争取到一笔创业贷款,他做起了贩羊生意,生活慢慢好了起来。

旧愁刚去、新愁又来。贪玩不爱学习的儿子又成为他最大的烦恼。为此,他特意带着儿子回了趟山里的老家。

坐在老宅上的他触景生情,对儿子说,“过去的老家和现在的老家不一样了,这就叫改变。你一定记着这种改变。”

回程时,老杨背着儿子下山,边走边跟儿子念叨,“抱紧我,你看,我们回家的路好难走啊,我老了你要背我走啊……”

农民的生活太不容易了,基层干部的工作太不容易了,脱贫攻坚太不容易了!

 

8、记录家史、家族史、村落史永远有价值


瞭望智库:如果说记录家史、家族史、村落史是一种使命的话,你如何看待这种使命?

焦波:我国五千年文明史,载体是村庄。记录家史、家族史、村落史永远有价值,这是加强家国凝聚力、建立国家影像档案的主要办法,是激活文化,连接传统、现代与未来的重要桥梁,是讲好中国故事、构建中国文化研究体系的关键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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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中国•淄博天津湾影像大集   摄影蒋于利

让更多的人铭记家史、感恩先贤,记住乡愁、留下瞬间,让乡村优秀的历史和文化得以传承,激发大家热爱家乡、建设家乡的热情,对乡村振兴也是大有裨益。

值得一提的是,当前在短视频平台上回忆故乡、感怀乡愁的题材很多,很感人也很吸引人。我觉得这是个好事,说明大家更多关注乡村了,关注自己的父母了,关注自己的家乡了。关注总比冷漠强,行动胜过旁观。

但是如果仅仅是一年回去一次乃至几次,走马观花地吃一顿饭或拍几张图片,写出来拍出来的内容未必全面客观。

衰落与希望并存,但希望是主流,这才是真正现实的乡村。

我希望更多的文化学者,更多农村出生的人,担负起乡土责任,心怀乡土情怀,有机会更多地仔细地观察和体味、记录自己的父母和乡里乡亲,不在时间长短,关键要沉下去。

如果有条件的话,将来我还想建一个乡村影像博物馆。还有,我想把乡村影像大集办好,希望这个大集能集中国乡村影像之大成。

乡村影像大集有了首届,我还要筹划第二届、第三届……知名业内专家也给我支招出主意,要确立产业化发展的基本思路。

简单依靠主办方单向对活动资助补贴是难以为继的。乡村影像大集的可持续发展要有坚实的经济基础,需在包括政府、村民在内的各参与主体之间链接互动,构建长效的利益关系和良性运作机制。还需要明确,活动的卖点在哪里,潜在市场如何,目标客户是谁,需求是什么;怎样开发销售农文旅各种产品、供给者是谁、如何把蛋糕做大再分配?

乡村影像大集只有按产业化发展逻辑,将农文旅和互联网+等各种资源有效结合,形成持续的自我造血能力,才能走得远走得好,更好地助力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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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一起向未来!祝福国泰民安!”习近平主席充满希望的话语,展现了中国人民追求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崇高理想,表达了中国人民共克时艰、共创未来的坚定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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