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遇害，真有65%的人“高兴”？


盲目跟贴+反智情绪，让65%成了“虚假民意”

央视在节目中提到的6成被调查者对哈医大杀医案“高兴”，以及事件发生后在一论坛中竟然有“鞭炮响起来！小酒喝起来！音乐开起来！”这样的跟贴，思来确实让人愤慨，节目中提到的媒体的反思也有一定道理。然而，以部分人的“高兴”推及到社会的反思，有些小题大做。这一六成人“高兴”的结果未必是客观真实的。不排除一部分网民，在参与这一调查和看到这一新闻之时，可能根本就没有了解事件的真相，可能多数人认为这就是一个让人“不满”的医疗纠纷，他们不过就是“光看了新闻题头”之下就盲目的“跟贴”。加上水军潜伏，网民的年龄阶层局限，局部的反智……这些因素都可能造成该项调查的不科学，凸显的是“虚假民意”。在这个过程中，民众真实意愿只是“被代表”。

“快闪族”现象之下，网络民意≠真实民意

上网上得多了，我们应该都能意识到，网络民意和社会现实毕竟差异甚大。部分人群在网络上无所顾忌、肆意“暴力”，在现实生活却是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守法者的网民大有人在。不排除，上述“六成人高兴”的调查，本来就是一个不能证明真实也充满水分的结果。

一如西方的“快闪族”一般，网络情绪其实也有这种默契性。所谓“快闪族”指的是一群互不相识的人，透过因特网相约在指定时间和地点集合，然后一起做出一些无意义的动作，例如拍手掌、叫口号等，做完这些之后，迅速散去，让旁人看得目瞪口呆。一则新闻的阅读心情是“高兴”多还是“愤怒”多，有时候取决于“基调”，也就是最开始的十几名网友如果点击的都是“愤怒”，那么，后面的网友就会自觉保持“队形”，如果最开始的十几名网友点击的是“高兴”，随后的网友也多半会点击“高兴”。其实，这样的特点在“贾君鹏”事件中已经体现得淋漓尽致，对于网络的这种特点，我们应该有正确认识，而不必过度解读。


焦点应放在医患关系紧张的事实上


患者：看病贵、医疗腐败、投诉无门，都是医生的错

因为“看病难、看病贵”等因素，使患者对医生的积怨迁怒增多。一项调查显示，82%的受访者认为“以药养医”，小病“大处方”、“过度检查”、“过度治疗”是看病难、贵的最重要因素，另外，81%的人认为“医疗费用居高不下，药价虚高”，57%的人认为“收红包、吃回扣现象犹存”，48%的人认为“医生技术水平低、服务态度差，不问诊，看病等于开药”……这些问题都加剧了医患关系的紧张。“拆线门”、“缝肛门”、“8毛钱看好10万病”等事件亦是闹的沸沸扬扬，加上媒体对负面新闻的偏好，对这些事件进行过渡渲染，让医患之间的信任感几乎丧失，情绪随时可能被引爆。

尽管医院和医生面对“医闹”有很多委屈，但是，无可否认的一点是，在绝大部分的医疗关系中，患者方才是真正的弱势群体。他们和医院存在专业知识的天然不对等，并且很多时候知情权没有得到很好的尊重。再加上确实普遍存在开大药方、要红包乃至非法行医这样的现象，这更增添了患者的不信任感。面对医疗纠纷，患者只能选择行政调解、司法途径和第三方机构调解这三种方式进行投诉。但是，在这三种投诉途径中，他们都处于绝对弱势地位。

医生：“医闹”成为医生们的心病，矛盾激化

近年来，“医闹”屡见不鲜。2006年全国“医闹”事件共发生10248件，到了2009年上升为16448件，2010年则升至17243件。在一项调查中，96％的受访医生表示其所在医院发生过“医闹”，认为医院正常工作受到严重干扰，正常医疗活动也受到影响。有90％的受访医生呼吁尽快立法保护“行医权”。一些“医闹”事件甚至上升成为了恶性杀人。据不完全统计，中国每年被殴打致伤的医务人员已超过1万人，2000～2010年间，共有11名医务人员被患者杀害。中国成为全世界医生遭杀害最多的国家。

调查显示，96%的受访医生表示其所在医院发生过“医闹”，自我保护越来越成为医生行医时的第一原则，而不是“患者利益优先”的古训。由于缺乏安全感，医生的工作状态在巨大的风险下异常紧张。


制度设计存缺陷，医生成了“替罪羊”


医疗体制方面，病人成了医院摇钱树

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发生于住房、医疗、教育三大社会福利领域的改革有一个集中的导向便是“产业化”。而在我国卫生总费用中，直接来自政府的部分大约占20%，直接来自个人看病掏腰包的部分大约占50%，其余的30%来自社会支出（企业和就业人员的医保支出），这就意味着患者承担了主要的治疗费用。医院如同一家企业，患者成了它的摇钱树；医生更像一个个背负创收任务的企业员工。在医生的收入和奖金与“创收”绩效考评挂钩的情况下，必然使得医患关系偏离其本位，甚至直接制造了医患双方的“零和关系”，继而诱发利益上的直接冲撞。“以药养医”、“开单提成”的盈利模式正是这一背景下的“创新发明”。被异化了医患关系，最终以“杀医案”的极端方式上演，应该说的确有其背后的制度因素。

财政投入上，优质的医疗资源、卫生服务提供远远不足

无论是从数量还是质量上来说，我国医疗资源配置成倒三角形。占全国总人口近70%的农村拥有全国医疗资源的30%，而占全国总人口30%的城市却占有全国医疗资源的70%。城乡医疗资源质量差异更大，优质医疗资源集中分布在城市，尤其是大城市。从数量到质量，医疗资源的配置在大城市、中小城市和农村分层明显。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在农村表现更加突出。由于农村医生、医疗机构、医疗设施不足，加上交通条件的影响，农民就医远不及城市方便。

资源供应不足的一个后果，就是医生的“忙”。央视曾报道“同仁医院蹲点日记”，展示了医生被误解、受屈辱的另一面：一位眼科医生上午要看38个病人，下午还有3台手术。这意味着医生接待每个病人的时间只有几分钟。而矛盾的另一面，是很多患者千里迢迢赶到北京，凌晨排队，等待几个小时，而医生只看几分钟病。在这种情况之下，双方极容易产生严重冲突。比如一位女博士由于要赶任务，一手丢医疗垃圾，一手“扶”老年患者起身，这个“扶”在患者眼里成了“推”，引发一次小冲突。

法律上，医疗“责任事故”与“技术事故”认定不明，医生责任心下降

2002年实施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较之于此前作废的《医疗事故处理办法》，一个重要变化是取消了“责任事故”与“技术事故”的划分。此前，如果构成责任事故，则可以启动刑事追究程序，当事医务人员可能被以“医疗事故罪”判刑。最高人民法院原法医处处长何颂跃用“去刑事化”概括《条例》带来的一大变化。这样的结果是，医疗事故罪更形同虚设了。在这种情势下，医生不再担心医疗事故带来的刑事风险，责任心必然下降。


根源是医疗卫生行业的伪市场化与真行政化


政府垄断医疗卫生行业，“过度市场化”是个伪命题

众所周知，我国的绝大多数医疗机构都是政府办的，民营医疗机构所占的比例很小。《2010年中国卫生统计年鉴》显示，2009年，民营医疗机构床位占有率还不到12%，卫生人才的占有率也不到25%。也就是说，目前中国的医疗卫生行业依然处于政府垄断的状态，根本谈不上“市场化”，更不用说“过度”了。

我国在医疗卫生体制方面也曾进行了一些带有市场化色彩的改革，比如将公费医疗改革为医疗保险、医疗机构推行“自负盈亏”，这些改革使公立医院实际上变成了营利性的机构，也使公立医院之间出现了一些竞争。但是，市场化首先是市场主体的多元化，而上述改革都没有改变公立医院国家所有的性质。因此，这种所谓的“市场化”并不是真正的市场化。

“过度行政化”才是医疗卫生行业的真实写照

长期研究医疗问题的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顾昕指出，其一，政府希望医疗机构维持“低价运行”，对医疗服务价格施加管制，规定医疗机构药品出售的利润率为15%，医疗机构为了提成，就用贵药、多用药；其二，卫生部门管制医生的编制、医院的财务等，医疗机构雇不来人，效率也不能提高；其三，公立医院缺乏服务意识，主要是因为医疗资源供给不足，医疗花的钱非常多，这说明需求上去了，但是现在供给跟不上，包括医疗机构数量和床位，医务人员人数就更不用说，医生不够，护士不够，药剂师也不够。资源不够就会供不应求，当处于卖方市场的时候，服务自然好不到哪里去；其四，国家放开医院经营的商业化，民营医院却没有和公立医院同等的地位（比如大部分民营医院都不在医保指定医院，税收政策上也很吃亏），所以公立医院有定价权，无需激烈竞争，可以店大欺客。

要想解决尖锐的医患矛盾，用市场化代替行政化是关键。而医患纠纷目前的解决机制又是另一个行政化的标志。这里有的是行政权力的手，而不是司法的天平。




来源：雅虎评论  2012年03月29号 第728期

雅虎评论：别揪着杀医案的“高兴”不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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