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四川在线

何小手 媒体人

不同的人在经济状况、社会地位等方面都有所差异，封建社会在“学而优则仕”规则的作用下，造就了庙堂之高与江湖之远的区别，类似的差异延伸至社会生活，民间就有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无奸不商”等刻板印象。在三纲五常的维系之下，在上下级礼仪的矫饰之下，阶级社会的雏形得以形成。草根民众敬畏皇命，将个人的幸福归结于皇恩浩荡。现代社会状况有所改善，但是，尽管它解放了人，却无法解放人的差异。人们的命运无需从血缘或者门第寻根，但并不能因此保证个人的自由。

当然，这种对自由的悲观态度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在不同的时代，人们对于自由有着不同的理解：古代社会没有精细的社会分工，人们可以选择不同的首领，文人墨客在不同的国家奔袭，合纵连横，或大隐于市，放浪形骸，越名教而任自然，但社会环境大同小异，突围的可能性很小；现代人虽然摆脱了阶级束缚，有了形式上的自由，但离“个人不必屈服外在的权威，也不必受外在权威的利用”（弗洛姆语）尚有距离，更多时候，人们被“无聊”的情绪所困扰，由权力与资本造就的被剥夺感迫使人们逃避自由。

这种“逃避自由”的生存技巧在当前中国社会表现得尤其明显，不同阶层的人以不同的犬儒姿态苟延残喘。处于权力体系中的人选择官方话语体系传递声音，以春秋笔法表明立场，多数时候，他们的发言内容大同小异，仅有的差别只是遣词造句中对副词的使用。同一个意思通过不同的副词来修饰，用以表明命令的强度。这种话语习惯造成了中国特色的会议文化：政府报告或者某个文件一经发布，关心政治的人纷纷解读，有的人依据文件中某个副词的使用，或执着于文件援引的某个典故或背景，揣测高层的旨意；而那些对政治冷眼旁观或心灰意冷的人，则沉溺于调侃，将中国特色的会议解构为“务必，加强，深入，高潮”等常用而又暧昧的词汇。

和政府报告命运类似的是，党媒也经常成为深度解读的对象。2011年，《人民日报》发表系列关于社会建设主题的文章，因为文章直指当下中国的重大问题，反映出一定的时代危机感，加上其观点凝聚了当下共识，因此引发了强烈的舆论反响，民间纷纷解读，并一厢情愿地将其理解为“高层的意思”。《新闻联播》也曾有过这样的待遇，一旦出现重大政治变局，该节目实收率就大为提升，民众渴望节目释放信息。《新闻联播》牵一发而动全身并非戏言，据说，前主持人罗京曾经试图换一个发型，但遭到领导的拒绝，领导认为观众已经适应了他的发型，因此不能轻易改变。事实上，主持人和领导们遇到的压力，不仅是观众的审美惯性，而是舆论传播中的过度解读传统，一个沉溺于过度解读的人，会从罗京的发型中解读到中国特色的政治生态，稍有变化都可能被视为是在释放某种信号。类似的悲剧已经在国外发生过，2011年年底，“让敌人闻风丧胆”朝鲜女主播李春姬因为50天未露面而受到广泛关注，直到12月19日，李春姬穿黑衣播报金正日逝世讣告，泣不成声，猜测的声音才得以平息。

在学术和媒体界，类似的解读更是层出不穷，而且具有很强的专业性。动车事故发生后，“速度经济”的反思成为主流，据《南方周末》记者考证，国内第一次提出“跨越式发展”是在1999年，经过近十年的积累，如今网上的“跨越式发展”搜索结果已经超过了2700万个。近年来对“弱国心态”的讨论极为热烈，有人经过考证发现，1978年到2006年的《人民日报》，报上称日本“伤害中国人民感情”有58次，美国则有20次。近来类似的解读则出现在“两会”和改革话题上，据《法制晚报》考证，温总理今年工作报告共响起26次掌声，最长28秒，而2011年是27次，最长一次29秒；2010年是32次，最长的一次30秒；2009年是32次，最长的一次39秒；2008年是41次，最长的一次20秒；2007年则是35次，最长的一次10秒。针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官方话语中“革命”和“改革”频率的演变，学者陈子明考证，历届人大会议中“革命”的次数分别为：八大出现73次；九大226次；十一大225次；十二大71次；十三大23次，十五大19次，十六则是8次。而从十二大到十七大政治报告，“改革”分别出现了18次、175次、124次、93次、89次、102次。

民间之所以充满了考证之风，一定程度上即是因为官方话语体系“逃避自由”的传统：官方倾向于通过文件来传达高层的政治气候，用微言大义的方式向民间释放信号。这种微言大义在政治宏大叙事的掩盖下，难以被常人发现，而即便是专家，在解读过程中也可能出现“失真”现象。权力体系“逃避自由”传统仍然是主流，讲人话说真话尽管屡屡被提及，但仍然难成气候。为数不多的个性官员受到舆论的广泛关注，但在官场生态中，则往往被边缘化，始终无法丢掉“个性官员”的标签。除此之外，鲜有人僭越体制藩篱。从整个社会环境看，潜规则“明规则化”趋势明显。

官方话语“逃避自由”的传统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而在广阔的中国社会，“逃避自由”则是一种时髦现象。这种现象以社会阶层固化趋势表现的最为明显，不同的人群或被强行贴标签，或主动寻求属于自己的“避难所”。前者体现为强势群体的标签化，如“既得利益集团”、“富二代”、“高富帅”等，带有道德批判的意味；后者表现为弱势群体的共同体特征，如“穷二代”、“屌丝”、“基友”等，这些群体尽管也被标签化，但是具有弱者关怀的意味，是弱势群体出于抱团取暖聊以自慰而促成的。

以最近的网络热词“屌丝”为例，网络对其描述是，“屌丝”是“穷矮挫”，在“高帅富”面前，只有跪的命，他们鼓足勇气跟“女神”搭讪，结果只换来一句“呵呵”。“屌丝”代表小人物群体，小人物通过它寻求自我认同和自我减压，这个词汇集辛酸和恶趣于一体，是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自称，蕴含着无奈与自嘲的意味。小人物之所以带着一种宗教般的虔诚皈依“屌丝”共同体，是因为它具有一种与生俱来、民中注定的心理预设，他们在这个共同体中相互取暖，与其说是甘愿放弃其他的选择自由，不如说是没有其他自由可以选择。所谓“屌丝的逆袭”在现实生活中不过是种罕见现象，更多时候他们只能安于现状，听天由命。“屌丝”在现实生活中广泛存在，从具体的人物形象看，“屌丝”形象是阿Q式的，不过价值内涵有所变化，过去是“精神胜利”，现在则是“精神自残”；过去是批评国民性，现在则是体现现世性。

有学者在总结官民舆论场的对峙和分歧越来越大的原因时，提到以下四点，即底层社会上升通道堵塞、中产阶级的被剥夺感、富裕阶层的移民倾向、特殊利益集团的末日情结。“屌丝”混迹于底层社会，其困境就在于上升通道被堵塞，在于“逆袭”难度太大；与之相对的“高富帅”们，因为继承了父辈的社会地位，接受了父辈的财富转移，所以衣食无忧，在丛林法则的渲染下，其部分所作所为久而久之就造就了社会的刻板印象。

与“屌丝”困境相类似的还有“基友”。早些年，同性恋行为尚不为人们所理解，如今却因为“基友”一词的广泛传播而变得正大光明起来。当然，“基友”对同性恋进行了中国文化的加工。人们（尤其是单身男性）之所以互称基友，并不表示自己已经“出柜”，也不意味着对同性恋行为的认同，而是一种社会心态的反映：异性的爱情过于艰难，尤其是经济成本太高。前段时间有媒体披露一调查，结果显示，累计近80%的受访单身女性认为男性月收入4000元以上才配谈恋爱，有27.1%的人认为，男性月收入10000元以上才适合谈恋爱。正是因为恋爱成本过于高昂，人们才会“放下身段，委曲求全”，而“基友”们之所以“抱团取暖”，就其本质而言，仍然是“上升通道堵塞”。

屌丝的困境是普遍的，它意味这各个阶层的人只能安于现状，难以突围。无论是官员还是“屌丝”，无论是“富二代”还是基友，都因为社会阶层的固化、命运的制约而沦为犬儒。打破社会现状，迎来中国社会之变局，唯有通过“屌丝的逆袭”，当然，这里的“逆袭”对于不同群体来说含义有所不同：对于官员来说，“逆袭”的关键在于完成制度的改革，尤其要改变官场文化，让讲人话说真话变得容易；对于“屌丝”来说，“逆袭”的关键则在于利用制度的改革获取上升通道，加上个人的努力，从而改善其处境，实现与“高富帅”的平等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