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天，男青年池某玩水时溺水失踪，昨天记者见到了池某的几名同学，“我们陪着打捞队在湖边守候了一晚上，昨天凌晨4点40分池某被打捞上来，我们与池某的父亲及其亲属联系，打了56个电话，可对方就是不相信。”（7月2日《武汉晚报》）

孩子意外溺亡，无疑是件让人揪心的不幸事，摊谁身上谁都不愿意相信悲剧是真的；而有关各方辗转打出56个通报电话，家长就是不肯相信，难免会让人联想到一段时期以来困扰大家的社会信任危机，某种意义上说已然不只是个人的不幸，而且是社会的不幸。

类似的现象此前也曾有发生过，比如5月初重庆商报报道，列车乘务员捡到装有耳环、项链、现金、银行卡及一张20万元借条等物品的钱包，联系失主时对方一再以为是骗局而不肯相信；早前，在福州务工的包先生捡到钱包后，失主陈小姐觉得不会有那么好心的人，反而怀疑其另有企图，坚持不肯认领钱包，无奈之下，包先生不得不报警将钱包交给警方……

诚然，这些虽然是极端个案，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当今社会的诚信生态，因为发生在我们身边的电话诈骗等骗局时有所闻，因为受某些诚信负面事件的影响，大家吃一堑长一智，或者汲取间接教训，这种自我保护意识和必要的警觉当然值得肯定。不过，放大极端个案背后的信任危机，容易滋长习惯性不信任或“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绳”的恐慌心理，显然不可取。

具体到个案来看，56拨通报电话之所以没能让池先生相信，或许不排除信任方面的因素，但首先而且主要的原因，无疑缘于不敢相信、不愿意相信自己孩子会出事的本能以及由此而生的内心挣扎，倘若平时性格相对偏执，出现这一极端情况也就不难理解。至于丢钱包者即使内心存疑，但毕竟是一笔不小的损失，何不试探一下相机行事？显然与个人心态的偏见、偏激和偏执不无关系。

因此，56个通报电话遭遇不信任之类的个案，我们不应当成佐证社会信任危机的“经典事例”来审视和解读，而应该客观、理性、辩证地从中看到美德主流，更多的人一如既往地在坚守，从而提振公众的道德、诚信信心。否则，只会放大道德滑坡假象，加剧公众的信任焦虑，也与我们围观、关注事件本身的愿望背道而驰。（范子军）


来源：光明网-时评频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