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问题的解决依然停留在“推一下，动一下”的消极状态，离体制机制性的纠偏，尚有不少距离。

因为入学录取审批表上出生年份被写错，郑州郭女士落户买房的计划一直未能如愿。为了开一份情况说明，从今年6月起，她在河南省招生考试宣传服务大厅和河南经贸职业学院之间奔波了十几趟，双方均说不归自己管。（《大河报》8月1日）

读完新闻，多数人恐怕都会产生一种无力感与疑惑：为何开具一个有关年龄登记错误的说明，就这么难？简单梳理下郭女士的“奇遇记”，其中的荒唐让人唏嘘：

买房需要落户，落户需要学历证明，但由于郭女士的毕业证书丢失了，所以需要开具电子学历认证报告。难题就在这个环节出现——1982年出生的郭女士，在其入学录取审批表上，出生年份被写成了1986年。就是这个笔误，让郭女士在学校和省招办之间奔波跑了十几趟。

学历认证中心认为，录取审批表上信息与其个人信息不一致，需要相关部门出具证明说明情况。可就在由谁来出具证明的问题上，学校与省招办之间踢起了皮球。“学校说这个表是从省招办拿过来的，证明应该是省招办出”；省招办一工作人员则直接以“办不了”回绝。最终在郭女士的一再请求下，工作人员说，“你填个信息查询申请表吧，看看我们招办有没有存档，今天填表，8月17日来看结果。”

郭女士的遭遇，与一般办事部门“踢皮球”现象没有本质区别。只是，在不少地方推行“最多跑一次”改革的背景下，依然出现这样的事，更显讽刺与荒唐。

郭女士的年龄被登记错误，代价却完全由她个人承担，纠错无门，还得忍受涉事部门的“白眼”。这种畸形的责任承担机制，反过来又助长了信息录入工作的粗放惯性。现实中，类似信息登记错误并不少见，居民申请更正困难重重，甚至一部分人不得不伴随着错误名字或年龄过一辈子。与此对应，信息为何会录入错误，又该由谁担责，似乎从来无可追究。如果对于此类错误，首先由登记部门来承担责任，是否信息录入会更严谨一点，信息的更正也就能不那么“麻烦”？

当前推行的“放管服”改革，一个重要方面是要打通部门之间的信息壁垒，实现“让信息多跑，让人少跑”的目标。类似事件中，却分明是“人多跑，信息不跑”。客观说，要打通行政壁垒，或许也没那么快，甚至一些信息由于时间较久，也没法完全做到还原并共享。但民众的办事诉求表达后，涉事部门之间是否应该有内部的信息反愧沟通机制，以免办事者来回折腾？相较原始信息的共享，直面办事者诉求的信息互通、协调解决机制，无疑更显重要。像郭女士这样学历信息录入错误的情况，恐怕并非个别，是否应该出台标准化的解决流程，以涉事部门之间的协调解决来取代办事者的一次次折腾？

除此之外，此类涉及证明的“办事难”，有一个共同病因，那就是“原始证明”未能发挥应有的作用。比如这起事件中，郭女士虽然毕业证丢失，但是有学历证明书，还有当年班级辅导员作证，以及自己的身份证，为何就不能开具年龄登记错误的证明？可见，若不能激活原始证明的效力，证明之外再开证明的奇葩做法，就很难被真正消除。

奇葩个案往往因为过于荒唐引发媒体关注，多数都可以很快解决。像前几天，河南郑州63岁的田先生因为养老信息性别登记错误，折腾了5个多月没改过来，问题却在媒体报道的当天就被解决了。这说明问题要真正解决其实没那么难，关键是外部的监督压力是否足够。反过来也说明，不少问题的解决依然停留在“推一下，动一下”的消极状态，离体制机制性的纠偏，尚有不少距离。当各地拿着减少了多少办事流程和证明来彰显放管服改革的成效时，决不能低估“办事难”的惰性。(朱昌俊)